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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 苏瑾的初见（第1页）

冯爱青是家里的长子。

我躺在他旁边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碎花裙子和5岁那年的争吵。他难得主动开口讲过去的事，讲到一半却停了，像一台老式收音机突然断了信号。

窗外有猫叫。不知道谁家的，叫得凄厉。

冯爱青在睡梦里翻了个身，眉头皱着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我凑近听，好像是“别吵”。

我睡不着，干脆爬起来，打开电脑。

搜“1971年上海”，搜“外贸局”，搜“高干子女”。页面跳出来一堆词条，我一条条看下去，慢慢拼出了那个冬天的轮廓。

1971年9月，全国气氛紧张，但也有人在悄悄盘算新的出路。

1971年10月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。上海外滩的广播喇叭里播了这条消息，据说那天外白渡桥上站满了人，都在朝东边看。

1972年2月，尼克松要来上海了。

这些事，我都是从资料里查的。但冯爱青讲的，是另一个版本。

凌晨三点，他突然醒了。

“森、森森？”他迷迷糊糊喊我。

“在呢。”

“你、你没睡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坐起来，靠在床头。

“我、我跟你讲讲我爸我妈的事吧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赶紧也坐起来，顺手拿起手机点开录音——假装看时间。

“你说。”

窗外那只猫又叫了一声。

冯爱青开口了。

“我、我爸跟我妈，是1972年1月结的婚。我姥爷给我讲过他们的故事。”

他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像在拼凑一段很久远的记忆，“那、那年冬天特别冷。”

我握住他的手：“慢慢讲。”

冯爱青点点头。

1971年秋天，苏瑾第一次见到冯宫鸣。

那时候苏瑾还在复旦读俄语，天天愁毕业了能干嘛。她爸苏振邦刚恢复职务，憋着一股劲要把外贸搞上去。有一天，外贸局去乡下调研，苏瑾跟着她爸一起去了。

说是调研，其实就是去各个公社看“出口创汇”的苗子。哪个公社编的草帽质量好，哪个公社养的兔子毛长，都被记在小本本上。

冯宫鸣那时候还在公社粮管所当保管员，因为懂点英语，被抽去当临时翻译——有外宾来参观，总得有人会说两句。

苏瑾后来跟冯爱青说，她第一眼看见冯宫鸣，他正蹲在粮仓门口，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。走近一看，是在默写英文单词。

“你写什么呢？”苏瑾问。

冯宫鸣闻声抬头。

秋日的光恰好落在他脸上，衬得他鼻梁高而直，像山涧里挺出的青石，利落又周正。唇瓣偏薄，唇线抿得干净，唇角却天生带着点向上的弧度，不笑时也像藏着点漫不经心的笑意，冲淡了眉眼间的冷硬。额前几缕黑发略长，被乡间的风拂得微乱，贴在光洁的额角，非但不显半分潦草，反倒添了三分未经雕琢的野性，混着身上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，竟有种说不出的英气。

苏瑾的呼吸突然就顿住了